628分能上武大、华科，可江西考生熊同学却把这张通往985名校的入场券配资行业查询，换成了一所今年才诞生的民办大学——福耀科技大学。
这一决定多少有些出人意料。当他把录取通知书晒到社交平台，评论区被各种“泼冷水”的声音占据：“能有选调资格吗？”“进得了大厂吗？”甚至还有网友断言：“五年后，这所学校会撤点。”就连父亲一开始也持反对态度，“担心以后福耀集团倒闭”。
对这些争议，熊同学并不在意。他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：“虽然是新开的大学，没有长期的办学积累，但看它的理念和师资实力不差。很多老师是从985、211学校过来的，相当于把那些学校的部分实力带了过来。”
在他看来，比起名校光环，实用导向和个人成长的空间才是决定大学价值的核心。
熊同学只是今年“黑马高校”招生热潮的缩影。2025年的高考录取中，几所新创立的“新型研究性大学”表现亮眼：
图片来源：福耀科技大学官网
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在广西的物理类最低投档线达到616分，超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等传统名校；在河南，其录取的最高分达683分（全省位次857），足以直接进入清华、北大的分数段。
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在浙江省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组分数线为656分，仅比浙江大学低2分。首次招生的大湾区大学在广东的物理类投档线622分，比中山大学低6分，与华南理工大学齐平。
这种现象在近年的高招历史中极为罕见：一所刚创办的民办大学，首年招生就把录取分数线压到传统985、211的同一梯队。
高热度之外，这批民办大学还带着浓厚的争议色彩，尤其是福耀科技大学，首批仅招收50名本科生，却吸引了大量高分考生主动放弃985、211的录取机会，选择这所“初出茅庐”的民办学校，部分网友抨击称：“考生和父母都脑子进水了”、“这高中白上了”。
新型研究性大学的出现，一方面满足了部分高分考生对个性化培养和科研早期介入的需求，另一方面，也在撬动原有的高等教育格局。但它们的未来配资行业查询仍面临诸多不确定：资金能否持续投入？能否在就业和科研成果上与传统名校竞争？
热捧与争议之外，这类大学究竟能否成为培养未来领军人才的新样板，还是会昙花一现，尚需时间给出答案。
当高分考生放弃985
高三下学期，福耀科技大学的招生团队曾两次走进熊同学所在的中学做宣讲。高考一结束，学校再次与他接洽，并邀请一批同学前去参观体验，同时详细介绍了学校的课程设置与办学理念。
“学校设施很先进，还有好多栋实验楼，条件都不错。”更让熊同学印象更深刻的，是与“网红校长”王树国的面对面交流。王树国不仅介绍了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，还解答了熊同学关于大学生活的疑惑。“能看出来王校长对这所大学的发展已经有蓝图了，有明确的建设计划。”
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和同学面对面交流 / 受访者供图
“对标斯坦福大学”最早是曹德旺喊出的口号，在王树国的理解中则是“美国企业家能办成那么好的私立大学，我们中国为什么办不好？”
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对外宣称，相较传统高校，福耀科技大学定位新型研究型大学的“新”主要在于“打破体制束缚”，实现理事会治理、学科交叉前置、师资全球竞聘和资源高度集约，与其“高起点、小而精、研究型、国际化”的办学定位相呼应。
具体体现在，“理事会+校长负责制”的现代治理结构，推行“教授治学”理念，赋予学术团队更大自主权，可新设和快速调整专业。
其次，学科设置对接科学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，专业设置聚焦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，课程嵌入企业真实课题，就业方向明确。
师资方面，福耀科技大学称已聘请15位海内外院士、56位全球前2%顶尖科学家，71.2%的教师具有海外教育或工作经历；大湾区大学则表示，院士将亲自为学生授课。
人才培养上，该校强调“本硕博贯通”和国际化，实行“3+2+3”学制，学生本科阶段即可获福耀科大和境外名校双学位，26岁前后可完成博士学业。师生比更是堪称“奢侈级”——师生比逼近1：5，几乎是“5个老师围着1个学生转”，而传统985的师生比约为1：15。
在熊同学看来，这所学校招生人数少，每个学生能获得更多的学习和成长机会；自由度比其他大学高，可以先读一年通识课程，再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；培养目标明确，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高度匹配。“比如我学智能制造的话，曹先生说之后至少能达到中级工程师的水准。”
熊同学正是被这种面向产业前沿的专业方向吸引。
“我更看重知识的实用性和转化性，希望学到的东西能真正用到实处，转化成对社会有用的价值。”他打算先提升英语口语水平，适应可能较高的外语课程难度，同时积极争取参与本科阶段的科研项目，“做出一些小成果，让别人通过成果而不是仅仅学历来认可我。”
熊同学并不是唯一一个“出人意料”地选择福耀科技大学的高分考生。华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孩子收到的福耀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上面还有校长王树国的亲笔签名。她坦言，自己看中的是学校的资源倾斜与产业方向。
“在一所百亿投资的民办大学里，当首届学生，一定会把所有资源都倾斜给这50个孩子。”更打动华姐家孩子的是，福耀科技大学盯的是国家最需要突破的高尖端技术，从特种玻璃材料，到智能制造的底层技术，从新能源到工业软件的卡脖子难题。
“这所学校一诞生就站在了产业的最前沿，实验室是连着生产线的，教授带着学生啃的是真刀真枪的硬技术，把课堂建在科技突破最前沿的魄力，才是真科学大学该有的样子。”华姐称。
不过，关于其首届招生人数少，也有一些质疑声音，称福耀科技大学是搞“超短裙招生”，“首年全国只招50人，在有的省份只招七八人，录取分数高不奇怪。”
所谓“超短裙”招生，指的是高校在某一批次录取时，减少招生计划，提高该批次录取分数的招生方式。如某高校把部分冷门专业的招生调整到提前批，只在本科批安排少数热门专业的招生计划，以拉高本科录取分数线，本科批的招生就被称为“超短裙招生”。
对此，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，以小规模招生换取更高的录取分数线，以确立学校的“江湖地位”，这么做也无可厚非。
更重要的是，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的首年招生计划确实在不断调整，从之前网传的1000人，到后来的100人，最终确定为50人。这种调整实质是该校办学定位不断调整的结果，符合把学校办为“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”的定位。
与此类似的，有西湖大学、中国科学院大学等。西湖大学首年招生60人，今年招生也不超过100人。中国科学院大学今年全国本科招生计划为550人。“小而精”的大学，不同于以往的本科院校，不追求“高大全”，而强调特色办学。如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，到目前为止，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加起来只有2000人左右，本科生不到1000人。
“客观而言，单从招生策略看，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的招生是比较成功的。”熊丙奇称，但能否持续吸引优秀生源，取决于其办学质量和毕业生发展前景。
“如果定位为新型研究型大学，就要在‘新型’上做出真正的创新。”熊丙奇称，“我国并不缺研究型大学，缺的是有鲜明特色、能将研究与应用深度结合的新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。”
他指出，如能坚持产教融合、保持高质量师资投入、结合学生兴趣定制培养方案，这类新型大学将可能走出一条与传统985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。而在高考志愿选择日益多元化的当下，这恰恰是它们最大的机会窗口。
新型大学的“豪赌”
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变革期，“新型研究型大学”作为一个新兴教育形态逐渐浮现。尤其是福耀科技大学的诞生，成为这一浪潮中的焦点：为何一个新办的民校能吸引顶尖考生，打破“985光环”？又将怎样掀起中国职业教育的革新浪潮？
从最早的南方科技大学算起，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实践已逾十年。2018年3月，定位“高起点、小而精、研究型”的西湖大学正式获批。随后，福耀科技大学、宁波东方理工大学、大湾区大学等相继成立。
2020年9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这一教育理想，标志其正式进入国家战略议程。同年，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首次将支持发展此类大学纳入国家战略中。
这些大学“不约而同”地定位“新型研究型大学”，对标顶尖名校，试图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。
与传统大学相比，新型研究型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治理结构。传统公立高校多实行“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”，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借鉴国际经验，采用理事会或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。
这一模式在西湖大学率先落地——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，负责学校方针政策、预算监督和校长任免，其成员包括捐赠人、学术领军人物和社会知名人士。理事会制度为大学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，也减少了行政化管理的弊端。
2022年7月，西湖大学首届本科生入学。图片来源：西湖大学官网
这种机制后来被宁波东方理工、福耀科技大学等沿用，并在此基础上配备监事会、学术委员会、顾问委员会等多重机构，实现相互制衡。
在学科布局上，新型研究型大学不追求“大而全”，而是根据国家战略和产业前沿精准发力。例如，西湖大学集中在理学、工学和生命科学，宁波东方理工重点发展基础研究与工程技术交叉，福耀科技大学则聚焦智能制造、新材料与人工智能等领域。
这种聚焦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形成优势学科集群，快速在特定领域建立国际竞争力。相较于传统高校需要兼顾大量学科、调整缓慢，新型研究型大学能更灵活地设置和优化专业，迅速响应产业变化。
办学规模小是另一显著特征。西湖大学在建校多年后，本科招生依然控制在百人以内，总规模规划为5000人左右；宁波东方理工、福耀科技大学的规划规模也在万人以内。这种“小而精”的规模意味着师生比更低，西湖大学的师生比保持在1:10以内，福耀科技大学甚至接近1:5，远高于985高校普遍的1:15。
人才培养模式上，新型研究型大学几乎都强调产学研一体化和贯通式培养。有的学校先招博士再开设本科教育，倒逼本科教学直接对接科研前沿；有的推行本硕博贯通计划，缩短培养周期，让学生在二十多岁就具备博士学历和完整科研经历。普遍引入导师制、书院制，邀请全球顶尖学者与产业专家共同指导学生。
更重要的是，它们与企业和科研机构保持深度合作，将学生直接置于真实的科研和产业环境中，推动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。
例如，福耀科技大学对标的斯坦福大学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创性地提出了在校内成立工业园区，为学生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实习机会，反过来又一举孵化了大量高科技企业，使斯坦福成为今天“硅谷”的核心和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。
尽管如此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挑战也显而易见。
首先是学术沉淀不足。相比百年名校，它们缺乏厚重的学术传统和稳定的学术共同体，高水平科研团队的构建需要时间积累。虽然这些学校大力引进院士、海外名师，但在国际学术网络中的话语权仍需长期经营。
其次是社会认可度问题。在公务员选调、部分行业招聘中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还未完全享有与传统名校同等的待遇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考生和家长的选择。
第三是资金可持续性。与公办高校不同，民办高校没有或仅有少量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拨款和经费，往往依赖捐赠与政府支持，而大型科研项目和高水平师资的投入巨大，如果不能建立稳定的“造血”机制，很难长期保持高投入的办学水准。
据公开数据显示，2025年国内公立高校预算中，清华大学以395.18亿元高居榜首，浙江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列第二至第五名。此外，经费超过百亿的高校还有复旦大学等21所高校。
再看刚刚建成招生的福耀科大，首期由曹德旺创办的河仁慈善基金会投入100亿元，学校的建设花费40亿，剩下60亿的资金用于学校的初期发展。据曹德旺称，为2025届学生投入8亿元用于培养学生，虽然这个数字不小，但如果考虑到科研平台的建设、课题研究等，可能就捉襟见肘了。
反观西方的私立名校通常依靠庞大的捐赠基金和学费收入支撑，以斯坦福大学为例，该校在2024年所获捐赠基金规模为376亿美元，近9万美元/年的费用（含学费、住宿、保险等）也是学校日常运营经费的重要来源。而国内这类大学的经费模式尚在摸索。
尽管困难重重，新型研究型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生态的冲击已经开始显现。一方面，它们的高分录取和国际化培养路径打破了“985、211”在高考志愿中的绝对优势，让学生和家长开始重新衡量学校与个人发展的匹配度。
另一方面，它们在制度与模式上的创新也为公立大学提供了新的参照，促使后者在人才引进、课程设计、科研布局上加快改革步伐。这种“鲶鱼效应”正是教育改革所需要的动力。
从全球视角看，中国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还只是起步，距离斯坦福、MIT那样的国际影响力尚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但它们已经在探索一种可能——在不依赖大规模公立财政的前提下，通过机制创新、资源聚焦和国际合作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。
未来，它们能否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站稳脚跟，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可持续的资金与人才循环机制，能否在有限的学科领域建立真正的全球标杆。这既关乎个别学校的成败，也关乎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、国际化发展的进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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